关于“治愈”。全剧快节奏的开篇，从许红豆好闺蜜南星的离世讲起，让观众第一时间联想到“都市病”，太忙、太累、太卷；职场竞争、身心俱疲……正是因为有开篇通过自然质朴的笔调呈现出来的这诸多“症候”，才有了后面田园所带给许红豆的精神和心灵的疗愈。同时，这种疗愈也是向着观众敞开的。

关于“旅行”。许红豆的旅行，既是她的疗伤之旅，也是她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心路之旅——它充满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形而下思考，也饱含了对“我是谁”“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等形而上问题的追问。在大理的三个月，许红豆改变了自己曾经的生活状态——剧中大都市的个体宛若镶嵌在不停转动的齿轮，各就各位，恪守自身的任务，一寸一格都不能错位；而在大理，主人公安全放松、休养身心。

关于“选择”。选择了一个爱人意味着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而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其实背后也恰恰是对一种价值观的认同，恰如剧终许红豆与谢之遥在一起，也正是认同了返乡的谢之遥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事业追求。

剧中男女主角是一种双向奔赴。尤其有意思的是剧中并没有让许红豆三个月休假结束后一下子就留下来，而是先离开大理——回到北京——最终再次返回大理，这一情节设定一方面显示出女主并不是所谓的“恋爱脑”——为了爱情就放弃一切；另一方面也让观众体会到许红豆的选择是一种“退与进的结合”，即在她从大都市的退守中，在大理她重新找到了新的职业支点，这一笔更符合当代女性对自身的生活事业期许和对生活多样化的选择，许红豆将在大都市学到的对五星级饭店的管理经验运用到对云南大理民宿的管理上，这个“一退、一进”是相辅相成的，也让人物的爱情选择、生活选择更接地气，更加落地生根，也跳出了“俊男美女一见钟情、从此开辟了幸福生活”那种简单的偶像剧模式。

许红豆最终选择和心爱的人一起在云南大理生活，并不是把城乡进行完全的二元对立的极端思考与选择；它不同于中国传统士人“穷则独善其身”的归隐与遁世，也不像擅写边民的沈从文先生笔下湘西大地上潇潇、三三这类美丽灵动却不幸的女性；当然也不像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表现的那样一味地批判社会，逃避都市的喧嚣、追求心灵宁静的自然主义或超验主义。应该说，许红豆去云南大理的生活选择，连接着欧美的现代性与东亚现代性思考，但更体现出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相伴随的现代性反思，它反映了当下年轻人多样化的生活选择与心灵向往，即人们可以按照各自的工作状态、节奏与情感选择做出更合乎本心的生活安排。从这个角度来看，《有风》展现了这种多样性以及心灵情感追求的多样可能空间，由此建构起当代人情感表达的新的审美范式，恰是一种饱含了中国式现代性反思的审美重构。

这一年来陆续出现了多部与《有风》气质风格相近的新作品，也有力见证了《有风》事实上开辟的这一新的审美范式的示范力量，为观众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冲击与审美风范的启示；相较于此前诗化、散文化的电影/电视剧作品，《有风》虽有相近之处，但在艺术表现方式、创作所处的融媒环境以及进一步的推广路径等方面又不可同日而语。

戴清进一步分析了该剧在相形对写手法上的深化运用。相形对写，是电视剧的一般叙事手法，尤其体现在人物性格塑造上，如一个人物善良，另一个邪恶；一个急脾气，一个慢性子……而《有风》则是一种深层的相形对写，不是一般的二元对立，也不是为了有对手戏而设置的相形对写，而是一种弥漫式的、渗透式的相形对写，突出体现在作品的风格上。比如繁忙的都市，俯瞰镜头下的奢华的大饭店，人如齿轮般刻板的运行、急速的车流人流……另一边，大理云苗村的闲与慢，美好、舒缓中尽显人物的性情之静、画面之美；表现爱情的美好也不是通过强烈的戏剧冲突来呈现，同样是在人物的对话中，通过弥漫式和渗透式的信息、情绪、包括闲笔之妙点点滴滴传递给观众，让观众保持追剧的热情，这同样构成了该剧的美学密码。

同时，戴清也提到，如果许红豆不是由可爱的刘亦菲扮演，谢之遥不是由李现扮演，作品的吸引力或许会大打折扣。因此，无论是演员的选择，出品方的制作，还是网上多媒体的推广，都是这部剧成功的要素，《有风》是综合“合力”的成功范例，在这方面同样颇具启示意义。

最后，戴清表示，这部剧给我们提供了多样化的审美经验和创作启示，让诗和远方走在一起，文旅融合自然而然。因为人物的生活选择和最终的价值观，让观众对作品情有独钟；更因为剧中对云南生活方式诗意的表达，让游人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