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哲：接到题材后，我写阐述大概用了三、四个月。首先，我得进入这个题材，进入这段历史和人物关系，把自己搁到历史生态当中去。

我读了很多史料，包括《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资治通鉴》这些最基础的原始材料。有关吴越的史料非常少，我读了《吴越备史》《十国春秋》等，还看了一些研究吴越的论文。我是学工科的，会去算一些数据，比如当时国家的基础赋税数据、户口数据等，通过数据变化能看到那个时代到底有多残酷。

有天晚上，写着写着我突然悟了。吴越国是整个五代十国历史的一部分，这段历史的主基调是什么？那个时候的人，不只是吴越人，所有五代十国的人都要想的是什么？我想了想，在那样的乱世——几乎是跌破我们所有历史认知底线的一个时代，不管贵族还是平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期盼。“太平年”，这三个字一下子蹦出来了，这是当时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最大公约数”。

我写的其中一场戏，是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和宰相冯道的。冯道看着墙上的《唐太宗步撵图》时，问了赵弘殷一个问题，“你还记得当年那个大唐是什么样子的吗？”太平年是什么样子的？只要你活着，哪怕是帝王将相，也会对这三个字有无比的期盼。

02 立人物——找准人物特点

董哲：我们目前所有对于主线人物的认知，都来源于很有限的文字记载。关于吴越国的史料记载特别少，只有《吴越备史》里面提到了，但大部分写的是他为王之后的事，继承王位之前记载寥寥。

这个人物是怎么成长起来的？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最后选择把历代积攒下的所有家业、基业纳土献给国家，这个历程我们完全不知道。

一些史书的写法，属于后世历史研究者的猜测观点，他能把逻辑说通，但不能取代我们塑造人物。我们只能从关于他的历史评价中的一些特殊字眼，去判断他年轻时候的样子。比如有记载说，钱弘俶是个“率性”的人，专家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佐证和判断。虽然他是王族子弟，但他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人。按我们现在的话说，他比较热血，是个性情中人。

“率性”这样的描述，对我们去确定人物形象的坐标有比较大的参考意义。另外，人物的履历也很重要。

钱弘俶在称王之前，和所有的王族子弟一样，都经历了先在藩镇内衙担任一个象征性的职务，历练后再被外放到州郡去任地方官刺史。钱弘俶被外放到台州当地方官，大概半年后回到吴越王都继承王位。

罗列好人物的履历后，再根据时代特点把人物的成长经历丰满起来。他是怎样从一个喜欢混迹于市井当中的贵族公子，一步步成长为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家？梳理他的成长过程，也是对人物塑造的过程。

董哲：顾不上去迎合。我既然要做这个题材，要去描述这个人物，我就要对这个题材负责，对我所读的这段历史和塑造的人物保持基本的敬畏感。

当我写的人物变成文字后，他就不属于我了。人物就是自己，他是活的了，会有自己的生命力，自己去争取在这个戏里的空间。

03 讲故事——与人物同频共振

董哲：写历史题材一种情况是记载特别多，它的障碍在于如何选择、选择哪些进行表现，和整个戏剧结构时间线是否吻合。素材极少的情况需要发挥想象，其实是更难的。

我们更希望能通过史料去接近人物，而不是通过想象去接近。哪怕只隔了百年的欧阳修和司马光，他们在史书中对五代人物的观点认知、判断分析，都有一种太平人说乱世的感受，用他们的观念去套五代的人已经不准了。而我们隔了一千年，拿我们在物质文明社会高度发达的生活状态去推测战乱年间的人物就更难。

我们其中一场戏，写的是钱弘俶去中原贺正旦时，从莱州路过看到的景象。那座城被熊熊大火燃烧，城市已经没了。他们一路走过去时，看到宽敞的官道两旁沟壑里，每隔 20 来步就是一堆人骨头。整个中原大地上，走一天都看不见一个人。当你脑子里面开始有这样一种感受时，你就能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了。

我们经常说写人物的时候要听其所听、见其所见、闻其所闻，思其所思，想其所想，感其所感，就是你必须真的和他同频同步，否则你自己也没办法完全理解那个时代。

董哲：我跟杨导合作特别舒服，在认知上高度一致。有两个东西特别打动我们。一是如何用影像呈现那个跌破底线的时代。导演认为不能打折扣，例如我刚才描述钱弘俶进京时路上看到的景象，导演一定要找到合适的地方拍出来；另一个是人物身上的“英雄气”。“英雄气”不是说这个人物多么武勇，干了多么了不起的事。而是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且开始去迎面走向这个责任的时刻，他们身上的“英雄气”是爆棚的。

我们都希望这个戏最后在影像阶段呈现出来能够非常完整、饱满和扎实，把所有能够打动我们自己的东西呈现出来。